大學，迷路了? 身分的摸索 -- 學術不學術?

謝宇程

    在大學的時候，我為了走向一個比較適合的領域，投入許多力氣(不一定用在刀口上)，有幾次大膽的選擇和換軌(但又流於莽撞)。相對而言，關於要在領域中走到哪裡，成為什麼樣的角色，就是一個我甚少觸及的問題，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題。

    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，我太早就決定了大學畢業後的下一步：讀研究所。所以對於日後的走向，總覺得可以進研究所再思考；而大學的時間與心力，總覺得應該用在累積升研究所的優勢(高中生心性不改)。

我太早就決定了大學畢業後的下一步：讀研究所。
所以大學的時間與心力，
總覺得應該用在累積升研究所的優勢。

    決定要讀研究所的過程，其實也十分武斷和盲目。在大二的時候，某一門必修課，用的是美國的權威課本。我的讀書習慣是將課本從頭讀到尾，每個例題都練習，每個公式都推導，我竟然在演算一個(不太重要的)公式時，算出公式中某個加號應該改成減號。我去研究室找老師，老師一臉懷疑，拿張紙驗算，得出的答案和我一樣。他視線從書本移向我的時候，說了這句話：「謝宇程，你一定要出國深造。如果你家裡經濟上無法支持你，我可以幫你貸款。」當我從研究室走進電梯時，我心中就告訴自己：「所以，要出國讀書了。」在整個大學期間，就再也沒有懷疑過。(當然，後來並沒有請這位老師協助貸款。)

    這件事對我而言，影響頗為複雜。

    因為確定要出國讀書甚早，所以整個大學期間都著力於加強英文能力。這個時間投資，現在看來是很明智的，英語能力有助於出國留學，甚至也是在任何地方，做任何工作的利器。後來，英文甚至是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可以自然而然、毫不吃力地用以接收資訊、表達想法與感受。此外，我決定出國讀書，也讓我在學習領域的切換中，比較無後顧之憂。畢竟，出國讀書，學校看推薦信、成績單、英文能力等證明，並不用參加特定科目的考試。

    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太武斷地確認要出國讀研究所，其實是讓我將自己再次關進了「升學思維」。我將注意力只放在升研究所的資格和優勢上；例如修課成績、英文能力(固然重要)，幾乎不關注社會上、產業中、實務中，各種專業人士真正的生活、工作面貌。某種程度而言，到出國留學結束前，我心理都有個潛在的選項：讀博士。我沒有預設一定要讀博士，只不過，在整個研究所階段，我企圖搞清楚的只有：我適不適合讀博士以及進入學術界。

    在芝加哥大學期間，我看到美國以學術知名的學府做研究的方式。一方面我有所學習，但是另一方面我領悟到，學術界的運作規則、生產學術成果的方式、學術社群的生態和氣氛，都非常不適合我。我無意批評學術界哪裡錯了，或是哪裡不好。只是我慢慢了解到，在學術上被認定合格的成果，在乎的是能以理智嚴密論證，在乎的是學術界當時的好奇與風尚，並不保證對世界(在可預見的未來)有明確的貢獻與影響。學術是個重視驗證的領域，而不是個重視創造的領域；而我內心總是認為創造是一個令我嚮往的事。由於學術界要求高度的「嚴密論證」，人人走向艱難狹窄的領域，所以許多研究者背負著沉重的壓力與孤單，如果我找不到拼搏的目標，我也下不了走這條路的決心。

由於學術界要求高度的「嚴密論證」，
人人走向艱難狹窄的領域，
所以許多研究者背負著沉重的壓力與孤單。

    在我26歲，拿到碩士學位回台灣時，對於未來的方向，我只知道兩件事：1) 我要走的方向和政策相關；2) 我台大畢業，並且有美國著名大學的碩士學位。除此之外，台灣的公共政策領域長什麼樣子? 公共領域有哪些問題? 我要累積哪些專業知識? 我要培養哪些能力? 我能以什麼角度與身分參與? 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、事情可以最有效地達成我的目標，甚至，在「政策相關」的領域，我的目標是什麼? 我 26 歲開始找工作時，甚至都不清楚。

    在後來的四年的工作之中，我終於更了解公務部門、政黨、智庫、政治人物陣營等各種領域的生態，並且了解更多各政策領域的實況，我才決定，為公眾直接寫作、為教育與專業間關連性的問題研究，也許最能發揮我的特長，並且最能帶來這個社會當前所需要的一些觀點、資訊。於是，我在三十歲的時候，才開始為這個方向認真地鍛鍊與實踐。

    雖然我也並不抱怨什麼，但是心底常疑惑，在我學習的時候，可不可能少一些迷惑，我可不可能更早一些，了解政策領域的實況，選擇更適合我的方式，更早進行能力的累積，而不是許多事，到了三十歲才開始?